本报记者 王陆刚

　　王甫田是我的爷爷，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却不知道他曾在长治的抗战历史上留下英名。

　　爷爷在我出生前24年就已去世，因此我从未见过他的音容笑貌。爷爷的一幅半身遗像，是我对他唯一的记忆，遗像是用长治传统的堆花工艺制作，栩栩如生。每逢祭祀祖先的日子，父亲便把爷爷和奶奶的遗像摆出来让我们兄弟姐妹供奉祭拜。因爷爷的脸部特征做得过于逼真，幼年的自己常常不敢直视，每每是草草上香磕头便离去。

（一）

　　把爷爷和抗战联系起来已是我成年以后的事情。2000年的一天，偶遇原城区对台办主任程胖和，聊天间我才知道他对我家的历史竟比我还熟悉。

　　程胖和是居住在市区西街的回族同胞。我便告诉他我家也曾在西街一个大杂院居住多年，我的父亲和哥哥姐姐都在西街出生成长，直到我出生四十天后举家迁离。虽说我对西街以及老院印象不深，但我家当时居住过的那个位于参府街石桥南附近的大杂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拆掉。拆迁之前，大杂院内住着回汉（主要是回族）两族好几户人家。小时候，听年长我许多的长兄说过，当时院子里的住户关系都挺好，相互之间也挺亲切。还记得在我家搬离西街老院三十多年后的一天，长兄回家后兴奋地和我父母讲起，他在火车站附近的马记烩面馆吃饭，店老板马二堂竟认出了他，还把饭钱给我长兄塞了回去。也是从长兄口中得知，马家是从河北迁来的回族同胞，马家的大堂、二堂等兄弟子承父业，后来在市里开了多家马记烩面馆。

　　程胖和家的老宅在西街路南，和我家居住的大杂院是对门。他对我家的情况比较熟悉，我的爷爷当年在西街开磨坊（加工粮食的作坊），也兼做贩菜等小生意。我的父母因为人和善也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程胖和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对长治的一些人文典故也比较熟悉。据他讲，我的爷爷当年在西街很出名。西街成立“抗日义勇队”（他当时的称谓）时，我爷爷被推选为大队长。过了几天，程胖和亲自给我送来一本由原城区对台办编写的红色封面印刷品，里面记录了我爷爷当年参与成立长治青年回民抗敌义勇队的事迹。

　　当时的我半信半疑，书上写的队长叫王甫田，而我清楚地记得爷爷的遗像上写的是王富田，一字之差，也许是编辑搞错了。回家后，我把遇到程胖和这个老邻居的事讲给父亲，父亲说是有这么一位邻居，后来搬迁至西南城。接着我又向父亲求证爷爷的那段典故，父亲也平静地告诉我，是有这么回事，但其他的父亲并没有多说。

（二）

　　至于为什么推选我的爷爷作为首任大队长，我无从考证，只是后来听哥哥说，奶奶曾提到过，我的爷爷头脑活络，在当地做点小生意，社会关系相对广泛。同时，他本人孔武有力，贩菜时能挑起400多斤的担子健步行走。我觉得这应该是主要原因，至于说大义凛然、嫉恶如仇，恐怕是当时面对外族侵略，多数人都有的情绪。

　　史料记载，1938年2月，日寇占领长治后，数千名无辜群众被杀，仅在西街回族同胞聚居区制造的“小北营惨案”，一次就残杀了18名回族同胞。同年4月，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击退日寇，收复长治。5月，黄镇同志带领八路军工作团进驻城内，并派浦一之同志到西街回族同胞聚居区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并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的爷爷和乡亲们纷纷要求参军抗日。月底，西街成立了回民救国会，下设抗日自卫队。我的爷爷积极加入抗日自卫队，同时，劝说引导同学、朋友和邻居伙伴们都加入到自卫队里。由于我爷爷从小习武，就被大家推选为自卫队的大队长。自卫队大队部设在铜锅街东头庙内，在各街巷都设有分队。当时，一位回族救国会会员王吉魁捐献一百块银元为自卫队购置了装备，不仅组织起日常集训，而且昼夜分组巡逻，站岗放哨，防奸防特，盘查可疑行人。随着群众抗日积极性日益高涨，要求参加自卫队的回族同胞日益增多，黄镇同志十分高兴并作出指示说：“自卫队应再提高一步，组成一支独立武装。”

　　根据黄镇同志的指示，回民救国委员会改编西街自卫队成立了长治青年抗敌回民义勇队，鉴于当时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义勇队名义上隶属于第五专署保安司令部管辖，实际的主要任务是担负戎伍胜、董天知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司政机关的警卫工作。初建时，队员有七八十人。考虑到这支队伍未来的作战任务日益增多，回民救国会推举当过兵、有作战经验的程登云担任大队长，替代了我的爷爷，浦一之同志担任政治指导员。此后，我的爷爷开始随长治青年回民抗敌义勇队继续开展战斗。

（三）

　　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队伍日益壮大，队伍的装备也逐步提升，他们配合八路军与日寇及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殊死战斗，活动范围涵盖整个晋东南地区。至1938年底，已发展到240多人（牺牲20余人）还增加了不少汉族战士。1939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后，义勇队根据党的指示，受命改编为第五保安司令部第十团第三营第十一连，纳入正规部队（部分编余人员发给路费，回到原籍），继续跟着党，转战南北，浴血奋战，直到全国解放。长治青年抗敌回民义勇队作为一支独立武装，从1938年7月成立，到1940年2月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时间虽短，但他们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戎伍胜同志曾回忆起长治青年抗敌回民义勇队时说：“这支队伍队在抗战中表现是很不错的。”

　　我的爷爷却于1944年因突发伤寒病误诊误治，不幸去世，因其确切出生日期不详，据推算去世时仅30岁左右。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种，在家族中代代传承，也让我们对他的思念，永远萦绕在心底，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