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赵彦红

　　绿色浸染的六月，我从长治市区出发，去探访一段久远的历史。

　　沿着坦阔笔直的西二环路驱车一路向北，过漳北线再向西。穿过一座座绿意葱茏的村庄，穿过庄稼茂盛的田野，穿过庞大整洁的工厂，抵达潞州区黄碾镇西北部的故县村。

　　谁能想到，这个隐藏在太行山深处的平凡小村庄，87年前曾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争的主要指挥中心。时光之舟荡回到1938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风尘仆仆转移到这里，并在此驻扎了142天——故县村由此在历史的叙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村庄的轮廓在眼前清晰展现，我的心情突然凝重起来，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放轻。我站在这片土地上，仿佛能看见先辈们坚毅的身影，听到历史巨大的回响。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烽火记忆，八路军总部在此留下的铿锵足迹，正等待着被重新唤醒。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即将展开。

　　此刻，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甚至每一粒泥土、每一缕空气，都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寂静的二仙庙迅速繁忙起来

　　披着午后灼热黏稠的阳光，我来到此行的第一站——二仙庙。

　　此前，为了到故县村探访八路军总部的足迹，我特意邀请我的朋友——潞州区委宣传部干部李蓉蓉同行。一年前，她曾在黄碾镇的史家庄村担任第一书记，因此对周边村庄的情况了然于胸。

　　“到了，这就是二仙庙，当年八路军总部就驻扎在这里。”蓉蓉右手指着旁边沉静大气的建筑说。

　　我们停好车，眼前是一处灰墙青瓦的庙宇，高挑的檐角、砖雕的屋脊勾勒出传统古建的庄严与灵动，与头顶湛蓝如洗的天空、一团团形状各异的白云相互映衬。檐下黑底的匾额上刻着“二仙庙”三个鎏金大字，黑色大门两侧墙壁上挂着两块木质牌匾，上面分别写着“八路军总部旧址”“抗大一分校旧址”，金色的字体在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庙门前方，两棵高大的柏树青翠挺拔，生机盎然。

　　二仙庙位于故县村东南部，据碑文记载，该庙建于清康熙年间，坐北朝南，共分前后两进院落，2004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和蓉蓉进到院内，见到了此前已联系好的黄碾镇宣传委员、副镇长靳杨艳，镇文化站负责人李诗雨，文化站工作人员高翠玲，以及故县村村民、二仙庙原文保员魏海胜。他们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分设于院内东西厢房的八路军总部故县旧址和抗大一分校故县旧址展览馆。站在马灯、火药袋、炮弹等一件件文物前，轻抚那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耳畔仿佛又响起震耳欲聋的“轰轰”炮声，眼前浮现出“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80多年前那段久远的历史如同伸缩镜头般徐徐铺展。

　　1937年9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

　　山西，这片曾经宁静的土地，如今已陷入战火纷飞之中。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八路军总部几经转战，在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红色足迹。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总部转移到了襄垣县苏村。8月8日，总部继续南移，到达屯留县故县村（今属潞州区所辖），总部机关驻扎在村里的二仙庙内。

　　一座普通的庙宇藏身于村庄民居之中，氤氲在日日升腾的烟火气里，经过乡野村夫的口口相传，不知从何时起拥有了美丽动人的传说。长治知名作家郝雪廷在他所著的《追寻八路军总部》这本书中讲述了二仙庙的来历。相传很早以前，北关有母女3人。一年冬天，母亲不幸患了重病，水米难进。有一天，母亲忽然想喝口鲜党参汤，这可难坏了姐妹俩。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姐妹俩决定顶风冒雪上太行山为母亲寻找鲜党参。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她们的鞋磨破了，手脚冻肿了，干粮吃光了，还是没找到。姐妹俩在寒冷和饥饿中想到了生命垂危的老母亲，忍不住抱头痛哭。这时忽见迎面数十丈高的悬崖上闪出道道金光，金光罩着一株鲜嫩的党参。她俩喜出望外，赶快攀上悬崖，正待伸手拔参时，脚下突然一滑，双双坠下悬崖。姐妹俩的贤惠、善良和孝道感动了玉皇大帝，便派天兵天将把她们接上天庭，并治好了她们母亲的病。后人为了弘扬孝敬父母的美德，纪念诚孝成仙的姐妹俩，于是修筑了这座二仙庙。

　　古老的传说赋予了这座普通的建筑灵气和亲切感。而随着八路军总部的进驻，二仙庙迅速繁忙起来，部队官兵进进出出，电台“滴滴答答”响个不停。这座寂静无声的庙宇几乎在一夜间迎来了命运的重大转折，迅速成为我军在华北抗日战争的主要指挥中心。

这个村庄突然变得不平凡了

　　此刻，我们站在八路军总部故县旧址展览馆的展板前，在简短有限的文字和早已模糊的老照片中努力寻找，试图在一些真实具体的人物或某些历史的细节中抵达1938年的故县村。

　　“故县村的老百姓常说：故县村，三里长，说的是很久以前故县村就是一条大沟，沟的北面和西面住着人，抗日战争时期全村也就二三百户人家。”黄碾镇文化站负责人李诗雨是一个生于1999年的女孩，2021年来到镇文化站工作，主要负责文保和文化科普工作，往故县村跑得多了，慢慢地对这里的历史也有了更多了解。

　　她介绍着展板上的内容，也表达着一个年轻人对于那段历史的光荣感：“故县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但是有一天，它与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这个村庄也变得不平凡了。”

　　的确如此，故县村在1938年8月8日这天迎来了命运的重大转折，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就坐在二仙庙里简陋的椅子上，面对着挂在土墙上的军事地图，凝神、沉思、讨论，以非凡的智慧、勇气与胆略领导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挥着华北的抗日战争。

　　他们在故县村的日子紧张而忙碌，故县村也因此变得紧张而忙碌。

　　抵达故县村一周后的8月15日，中共冀豫晋省委在沁县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加强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尚未来得及休息的彭德怀风尘仆仆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斗争，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抗日工作，使抗日运动很快形成烽火燎原之势。

　　从沁县返回故县村不久，彭德怀征尘未洗，紧接着又于8月20日在八路军总部会见了一位重要人物——刚刚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钟麟。鹿钟麟此去河北赴任，因为平原地区已被日寇占领，只好转道太行山再至河北。

　　几天后，行程匆忙的彭德怀又离开八路军总部奔赴延安，与此前已先行到达延安的朱德一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段时间，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暂由当时年仅33岁的左权主持。

　　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等待这位年轻将领的，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争。9月20日，日寇发动了对晋察冀根据地的二十五路大围攻。针对日寇企图，八路军总部按照党中央指示，调动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一二O师主力、一二九师一部，在广大游击队的配合下，采取内线外线相结合，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粉碎日寇围攻。经过48天艰苦卓绝的战斗，八路军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反二十五路围攻胜利结束，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笼罩在战火烽烟中的时光紧张而匆忙。草木萧瑟，天气渐寒，不觉已是太行山的深秋了。11月14日，朱德从汉口返回故县村，彭德怀也从延安重返晋东南前线。

　　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为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1月9日改组了北方局，并决定北方局机关转移至太行山中，跟随八路军总部一起活动。

　　12月初，迎着初冬的阵阵寒风，北方局机关到达故县村，与八路军总部会合。从此，北方局开始直接指导华北党政军工作，直到抗战结束。

魏俊奇与故县村的英雄们

　　历史从来不只是宏大叙事，那些虽然普通却鲜活的人们和琐碎的细节往往更体现着历史的温度，时隔多年，依然在我们心中激起悠长的回响。

　　今年68岁的魏海胜是土生土长的故县村人，曾经是二仙庙的一名文保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负责管理这座拥有着光荣历史的寺庙。“我每天一开门，首先要把庙里打扫干净，让参观的人来了有个好环境。”这位眉毛浓黑、憨厚质朴的村民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为了方便守庙，曾经住在山门旁的小耳房里，后来又搬回家住了，“每天晚饭后，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再过来看看，绕着庙转一圈，确定没问题才回家睡觉。”魏海胜说。

　　常年的朝夕相处，让他与二仙庙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两次来到这里，他都热心地陪同介绍。

　　仍旧是在八路军总部故县旧址展览馆，他指着墙上“抗战中牺牲的故县村民名单”第一行，郑重地说：“这是我二叔。”

　　我们都吃了一惊，赶紧细看展板内容，只见上面写着：

　　魏俊奇 1938年入党，任党支部书记、村长，1944年被捕，牺牲时年仅29岁；

　　许双保 1938年入党，任抗日编村长、区分队长，1944年被捕，牺牲时年仅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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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很长，我数了数，总共19人。

　　这是一份英雄的名单，也是一份青春的名单。这些牺牲者中，年龄最小的有4人，去世时均只有19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过43岁。在最绚丽的青春年华，他们以决绝的姿态完成了一个农民对于家园的勇敢守护，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无畏反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