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书岐

　　山西有个平顺县，平顺有个豆口村，这里依山傍水，钟灵毓秀，相传是隋末英雄窦建德屯兵之所，村名也由此演变而来。

　　1000多年后，豆口村又出了一位英雄，他就是豆口村第一位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为祖国和民族奋斗一生的赵作霖烈士。

　　赵作霖，又名梅生、长远、荏平，1906年生于平顺县石城镇豆口村一个中农家庭，其父赵万松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生养四子，长子作霖，次子作人，三子作义，四子作为。作霖的三个弟弟及儿子赵平均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二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震惊中外的多伦战斗，后回家乡任教；三弟是杀敌英雄，1947年随军南下，在羊山集战役中牺牲。

　　赵作霖自幼随父读书，14岁高小毕业后，考入山西“省学兵团”，几年后又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下半年，赵作霖、王定南等发起组织“留日同胞后援会”（即“反帝大同盟”的前身）。1930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同时担任北京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同年9月，北平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成立，赵作霖任主席。1930年4月，赵作霖因在校组织召开营救同学会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持斗争，被关押50余天后释放。赵作霖出狱后，回到家乡搞乡村调查，公开身份是高小校长。赵作霖的家乡平顺县，地处太行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为了培养当地知识分子，他除了在校内亲自讲课外，还辅导校外学生。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不少学生考进了中学，这些学生中有的当了小学教师，有的投身革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同时，赵作霖还到长治各中学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动员民众工作，尔后辗转回到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赵作霖被推选为南下请愿团代表到南京国民党党部请愿。1932－1933年，中共党组织派赵作霖到山西汾阳任中共汾阳特委书记，并在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做兵运工作。汾阳军官学校的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抗日先遣队。部队到达张家口后，赵作霖任吉鸿昌部直属教导团代理团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中共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未找到党的负责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赵作霖同爱人袁静一起被捕。出狱后，赵作霖到天津法商学校教书，同时任北京中国大学讲师。1935年，由于赵作霖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经组织审查恢复他的党籍。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为响应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赵作霖是发起人之一。他起草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并积极在工人中发动群众参与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党组织决定派赵作霖到保定一带开展抗日工作。次年，他又奔赴武汉，与董必武、宋平等人会面，董必武让赵作霖负责统战工作。在董必武的领导下，赵作霖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并担任组织部部长，赵作霖亲自起草青救会的宣言、组织简章。根据董必武、宋平的指示，他深入考察各地青年救亡运动情况，提出开展游击战争、训练干部的意见，受到刘少奇、董必武等人的赞赏，为革命战争开展与青年救亡运动的宣传组织作出了显著成绩。

　　1939年，赵作霖又来到宜川，同王世英一起开展统战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二战区民革室编辑。当时共产党与阎锡山处于既合作又斗争的状态，阎锡山组织了“同志会”“精建会”，安排大批青年到宜川受训，实则是为其统治服务。这些青年中很多是晋东南人，赵作霖尽力说服他们回去参加敌后抗战活动，这些人回去后，也开始宣传和说服其他人不再去宜川受训，挽救了不少青年学生，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0年，赵作霖到延安任陇东中学校长。此时，他的肺病和肠结核时有发作，但因学校成立不久，一切尚未就绪，他为了办好学校，一到任就提出学校正规化的口号，并亲自制定办学方针和简章，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个别负责的原则。为克服学校经费和生活上的困难，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赵作霖经常亲自带领学生到10公里外的山上背柴。经过全校教职员工的努力，解决了学校的一部分经费，改善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

　　赵作霖对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曾以梅生、霖僧等为笔名，在《中国农村》《益世报》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特别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作出精辟论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一书，将他撰写的《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作为绪论。他在该文中指出：“中国土地的分配状况，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但下边的事实，差不多是一般人所公认的，即百分之五左右的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五十，而百分之七十的贫苦农民则仅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这样使农村分成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的营垒。”“半农奴制的佃租制度之普遍存在，成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各省地租虽然有种种不同，租额有多少的差别，但以一般的情形来说，每亩平均租额，约占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这种高额地租，在地主方面则因为出租土地较自己经营有利，妨碍了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在农民方面则因为必须将生产品大部分无条件地贡献给地主，使农民的经营无法扩大。因此，经济的落后、技术的低劣、小农制度的普遍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文章最后提出：“所以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应该是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剥夺地主的土地，将土地转交农民，这是土地改革的根本任务。”在当时，这样精辟独到的论述实属罕见。此外，他还和王定南等先后编辑出版《中外论坛》《世界论坛》等，为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贡献。在北京大学期间，他还与岳增瑜等创办《新平月刊》《新平半月刊》，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给予揭发，推动反封建斗争。

　　1944年春，赵作霖肺结核复发，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治疗。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在延安逝世，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