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雪

　　看完黄彩萍编导的电影《花开那年》，感慨万千。

　　《花开那年》讲述了农村姑娘小草的奋斗故事。学习成绩优异的小草，在母亲突然去世、父亲身染重病、妹妹年幼、哥哥逃避家庭责任的情况下，以柔弱之肩挑起家庭重担的故事。卷着小小铺盖辍学后的她，当乡村代课教师、卖鸡蛋、卖冰棍、学理发，为父亲买医药、给妹妹交学费，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对于小草来说，生活艰辛的苦和累，都不算什么，让她感觉最苦最难的，是乡村的人情社会强加给小草的世俗枷锁。风华正茂的她甚至不能戴一串项链、不能去看一场戏。只因为她是“发廊女”，在人们眼里，“发廊女”便意味着不正经，甚至不能光明正大地去恋爱……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跟随镜头画面，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花开那年》仿佛在讲述一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邻家女孩的故事。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能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心灵，能反映一个时代、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便是好作品。

　　观《花开那年》，不由想到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不愿屈从乡村命运的孙少平、高加林艰难地从乡村走出来，去当矿工、去城市当掏粪工人，小草这样一个普通的乡村女孩的命运，可想而知。

　　高加林、孙少平的难，难在贫穷、根在贫穷。生在农村的家庭，成为高加林、孙少平们艰难人生的原罪。贫穷使他们不得不辍学，不得不站在黄塬的桥头上像很多农民一样风吹日晒揽工求生，贫穷令他们不得不出卖苦力脱掉身上一层又一层皮的小工，贫穷让他们的尊严变得卑微、希望变得渺茫，贫穷甚至使他们，以及许多像他们一样有理想的乡村青年，把“跃出农门”当作人生理想，何其悲哀。

　　一年一年长着希望之田的黄土大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儿女；那些吃着大地生长的粮食、喝着大地孕育河流之水的儿女们，他们奔走的方向、他们逐梦的方向，却是与这片土地的方向南辕北辙、是带着毅然决然心情地逃离——这不能不说是乡村的悲哀。

　　不同之处在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书写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男青年的艰难奋斗史。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所代表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青年，他们是那个时代寻求人生理想的农村青年的缩影。多少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他们在孙少安身上，看到了不得不告别爱情沉沦乡村的无奈，看到了农村青年坎坎坷坷奋斗的艰难。而孙少平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他一边吃“黑馒头”，一边幻想着城市宽阔马路的不屈不挠，对城市理想的执着追求，契合了更多走向城市青年的奋斗之梦、之苦、之路，引发的是一代人同命运下的磅礴的精神共鸣。

　　《花开那年》塑造的却是一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女青年的奋斗史。尽管时间又向时代文明前进了二三十年，但人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小草所遭遇的环境，依旧是不利于一个乡村女性成长的。孙少平的苦，根在家贫，但他毕竟有奶奶、父母、哥哥、妹妹等亲人，尤其有为他遮风挡雨放弃学业的哥哥孙少安；小草的苦，却是母亲去世、父亲多病、哥哥懦弱、嫂嫂刻薄，在乡村这个人情社会，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子，她舍弃自己的未来，还必须扛起家庭的重任。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要做成年人都难以做的事，她的艰难，是注定了的。

　　2017年，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写家乡的小说、散文多吗？那时候我还没创作完我的小说集《梨花语》。之前写的散文，涉及我家乡的内容并不多。记者对于我的回答非常疑惑，一个作家，她的笔下，怎么可能没有乡村记忆？她并不知道，多年来，我不愿意触碰我的家乡，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乡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温暖。

　　苦苦挣扎后的小草，不得不与很多怀有梦想却难以实现的乡村姑娘一样，无奈地选择逃进婚姻。电影演到这里时，我的心为小草而疼。多少女孩，最终在结婚生子一个院子几亩薄田中过完了一生。

　　不要说这恰是城市许多人向往追求的陶渊明式的隐逸人生。陶渊明的隐逸是建立在他曾经是官员、他有仆人且并不需要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隐逸。一个看过了繁华世界人的隐逸，与一个根本没有见识过外面世界人的一生劳作，能粗鲁而简单地得画上等号吗？

　　好在，导演兼编剧的黄彩萍是在乡村生活长大，她懂得小草的境遇心情，才让小草穿着大红嫁衣走向乡村深处的刹那，安排村长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梦幻般的一幕，让我眼里的泪轻轻落下——小草，她有了人生的远方！

　　但生活就是生活，艺术就是艺术。

　　世间的小草们，除了努力地去改变命运，她们还有更多的选择吗？

　　奋斗，是小草们唯一的道路。

　　谨以此文献给黄彩萍的电影《花开那年》，也献给不屈不挠奋斗的小草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