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茂华

　　前不久，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影像志》编辑张平女士来电，嘱托我录制一个五分钟的视频，谈谈20世纪80年代长治文学的往事。那个时代，长治文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长治市文化馆、文联、报社和相关刊物周边，聚集了一大批业余作家和文学青年，也影响了许多像我一样在工厂上班的文学爱好者。做完视频，言犹未尽，勾起我满腹心事，往事如潮涌来，于是提笔写下这篇文章。

　　我那时在长治北郊，是山西省太行锯条厂的青年工人。这一带工厂居多，文学爱好者层出不穷，藏龙卧虎之地令人刮目相看。在太行锯条厂，我写小说和散文，倪步云写诗和影评,水泥厂的焦保红写小说，汽车配件厂的张红写散文，长治钢铁厂的王进兴写小说和散文。我们经常找机会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切磋写作技巧，探讨文学观念，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在太行锯条厂，倪步云是首屈一指的诗人。他生在天津，初中毕业后进厂当学徒。上班之初，步云就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豆腐块诗篇。秤砣虽小压千斤，从此文学梦长睡不醒。他从渤海之滨一直写到太行山上。那时写诗也不过是押上韵的顺口溜，与赵树理先生笔下的李有才板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步云给我看过他在长治市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剪贴簿，那上面按年月存着他的诗作，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朗朗上口，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崇拜得五体投地。

　　焦保红老家在陵川，他满脸络腮胡，架一副眼镜，牙齿焦黄，既有几分粗犷，又有山大王的气概。他在的水泥厂离我们锯条厂约一百米，有段时间他几乎每周都来我家，来了就喝酒，喝了就醉，醉了就讲文学。他的一篇散文在河南洛阳《牡丹》杂志发表了，很得意，一甩手，请客！步云帮忙去漳泽水库买来一条鱼并做成糖醋鱼，保红买了一瓶茅台，在他郊外的家里，我们举杯庆贺。一直喝到月上柳梢头，一伙儿人才摇摇晃晃地跨过铁路回家。

　　张红与保红不同，性格内向一些，初见面还有点腼腆。他是从写诗转而写散文的。认识他时，他在汽车配件厂办公室当主任。他在厂里是篮球健将，毛笔字写得不错，还是集邮收藏方面的行家。他喝酒是海量，在我们那个圈子里算高手。夏天的夜晚，张红和我坐在小院里，喝茶，抽烟，说诗啊词啊，歌啊赋啊，充满了文学雅士自以为是的清高和忧患。他写了诗文常常给我看，我又好为人师，于是指点一番。张红很诚恳、虚心，连连点头，有时还拿笔记下我的语录，反而使我说话谨慎起来了。

　　王进兴的钢铁厂离锯条厂稍远一点，我每次去他那里就住一晚上，他是个很厚道的人，文章也写得老实。他家有一盆硕大的夜来香，我们躺在床上聊文学，感觉满屋都是花香，香气袭人。他写了很多报告文学，为劳动模范作传，为企业树形象，我批评他新闻性太强了，他就华丽转身，写起了小说和散文。他女儿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还专门来我家征求意见，让我给他当参谋。我们那时对于文学，没有什么功利心，纯粹是对文学的热爱和敬畏。那是我们最初的梦想，长治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冬去春来，万物生长。十年过后，文艺创作刚刚开始复苏。我们在长治文学的春天里，如花绽放。张红在《散文》发表了《背河人》，焦保红在《火花》发表了中篇小说《护身符》，我在《芳草》发表了短篇小说《飘呀，爱情的绿叶》，倪步云和王进兴也有大量作品在报刊上亮相，倪步云后来还出了一本砖头厚的长篇叙事诗。我们勤奋团结，用自己的创作实绩，报答上党这块古老而又多情的土地。

　　在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长治市文联和文化馆的文艺干部，对我们这些工人作者十分关心，把我们当作人才培养。市里有什么活动，及时通知我们参加，有了创作计划，到厂里帮我们请创作假。上级作协有了培训学习的机会也积极推荐我们。记忆最深的是禹晓元、刘潞生、沈琨三位老师。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文学起步阶段，他们曾给过我很多创作上的指点，使我明白了不少道理。我的进步，得益于他们的培养和扶持。

　　禹晓元是个胖子，他那时住在英雄台，与刘潞生做邻居。据说禹晓元教过书，刘潞生则是从煤矿巷道里爬出来的。禹老师说话细声细气，我几乎没见过他发脾气，给我看稿时，也是轻言细语的，指出这里写得如何，那里该怎样修改。1979年他在文联工作，推荐我和市邮电局的王立敏去太原参加省作协的文学读书会。读书会请了马烽、西戎等大家讲课，使我的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就此步入文学正轨。读书会期间，我创作的散文《老顶山上访丁玲》，小说《最美丽的》，分别发表在《山西文学》的前身《汾水》杂志第九期和十二期，《最美丽的》还获得当年山西省优秀短篇小说二等奖。我的小说得了奖，禹老师比我还高兴，逢人就宣传。即使在他骑自行车摔伤，儿子得肝炎的紧要关头，他还惦记着我。这令我感动，觉得一阵阵温暖，眼前总浮现他的形象，腆着“啤酒肚”，喘着气为我奔波。遗憾的是禹老师因病去世了，我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刘潞生和禹晓元不同，他是刚刚烈烈的汉子，豪爽，大方，嫉恶如仇，广交朋友，淡泊名利，志存高远。他是我们这帮文学青年的“大哥大”。我们都称他民间艺人，口头文学相当丰富，讲出来令人捧腹。我记得他们家一年四季都是吃面，拉面配西红柿鸡蛋卤，放了葱花非常香。我每次去都吃得浑身冒汗，可是百吃不厌，恨不得连碗都吃进肚子里。我所在的工厂离城二十里，每当有好戏好电影，潞生就电话通知我，我们全家便进城，享受一回“精神文明”，晚上便睡在他家，再享受一回“民间文学”，第二天赶早班公交车返厂。倘若新华书店来了什么新书好书，他就先帮我买上。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逝水年华》，是他帮我分几次买全的。2021年我重上太行山，一家人还是住在潞生家里，他联系长治市文联的领导和朋友，在晶海藏书馆为我召开座谈会，刘重阳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会后，潞生又带我去拜望了诗人刘金山和散文家沈琨。江湖有道，情义无价，这就是刘潞生的本色和感人之处。

　　沈琨老师是书生型散文家，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质朴凝重、简洁善思、表达真诚的特征。无矫揉造作之语，无虚假伪装之态，如黄土高原上一孔孔窑洞的模样，让人记忆起苍凉的青春和水墨画的意境。我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当时在《长治文艺》做编辑，与基层工作者有频繁的联系。记得是一个周末，他和韩征天专程到厂里看我。我叫来倪步云等几个朋友，热情款待他们。沈琨老师谈散文写作“神与形”的关系，韩征天谈电影剧本，大伙儿玩得尽兴，谈得畅快，晚饭多喝了几杯，一个个已经脸红脖子粗。结果天太晚了，误了回市里的班车，沈老师和韩征天只好住在我的小家，我便打地铺陪客。1980年秋天，长治市文联组织我们参加文学采风团，深入太行山区半个月，体验老区生活。到武乡县后，去王家峪、砖壁看八路军总部旧址，去农村深入生活，七八十里山路都是徒步走的。记得过了蟠龙镇，天已大黑，我们继续摸黑赶路。走在一条干河沟上，为了给大家提神，我放声大唱湖北民歌，沈琨老师即兴吟诗，其中有一句“夜走砖壁月如弓”印象极其深刻。采风回来后，我写了散文《武乡秧歌》和小说《幽幽兰花香》，陆续发表在1981年的《汾水》月刊上。沈琨老师读后大加赞赏，他说这就是采风的收获，这就是生活和文学的力量。

　　我相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会与我有同感有共情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在年轻人心中，即使只读不写，至少也要对文学表示其诚恳的尊重和敬佩。我今年七十八岁了，回想过去，依然能听到那个时代的心跳，能感受到“诗酒趁年华”的青春气息。难以忘记，永远铭记，相信这段经历将留在长治文学的记忆里，也将载入我们的文学档案。我们在回忆，青春不落幕，致敬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