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书华
长治不是我的故乡,但我在长治的乡间插过队,在晋东南师专中文专业读过书,后又留校任教,对长治有着深厚的感情。前段时间来长治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感慨颇多。
还是需要从十年前的一次经历说起。那年,我陪同长治教育系统一行人对各县区中学的工作进行检查。所到之处,接待我们的各校负责人和骨干教师中,总有一位是晋东南师专毕业的学生。这既让我非常高兴——母校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长治教育系统的骨干力量,但同时,也让我内心有着一种惆怅——他们基本上是从家乡中学通过高考进入晋东南师专学习,毕业后又回到家乡任教。
我是在离开长治多年后,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长治许多中学曾经散落着一批民间学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从天南地北来到长治任教。我知道的有:徐盈、陈封雄、陶纡、刘有声、姚昆田、石田、高才生、李固阳、李易、刘贤甫、刘祖尧,还有在晋东南师专任教的宋谋玚、储仲君、刘长丁等。他们或出身于文化世家,或毕业于北大等名校,在来长治前已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些人视野开阔,学养深厚,承继着不同的文化谱系,且各有专长。他们丰富的知识,对文化的理解,甚至个人风度,都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中学生的成长。我后来认识了许多当时在各县区中学学习的人士,他们对当年的老师有着深刻的记忆,并在此后的岁月里常怀感恩之情。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自己在晋东南师专任教时,正值改革开放,受时风浸染,亦追新求异,接触到了一点新名词、新概念,还未完全弄明白,就迫不及待地用在课堂上。学生们虽然听不明白,但将此视为高深而仰视。现在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我想说的是,一个中学师资多为外地或省外高校培育出的学者,其所携带的有别于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与一个中学师资多为本地学校所培养且其所携带多为本土的同质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二者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只有走出乡土,才能更好地、更深地、更坚实地立足于乡土。在乡村教育中,卓有成效的恰恰是走出了乡土又重归乡土的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当然,我无意贬损培育我成长的母校、兢兢业业地工作于各基层中学的我的学弟学妹们及我的学生们。我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种局限的可能。
历史终归会一步一步地向前行。我欣喜地看到,长治各县区的中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省外高校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将带着各自不同的视野、文化、经历及各自所接受的知识形态、文化谱系,其异质性在与长治的本土性结合中,进一步丰富长治的教育,也将使长治的文化生态慢慢产生“质变”。我希望这样的人士扎根长治,我也希望有更多外来的学者、文化工作者,热爱长治,扎根这片沃土,与长治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起创造长治教育万紫千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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