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殊
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发的一篇社论文章《向沁源军民致敬》火了!
之后,作家周立波采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沁源人民》也火了!
1944年1月17日,距春节还有8天,这一天,全面抗战中的中国大地突然响起一声惊雷:“八万人口的沁源,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成了太岳的金城汤池……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我们向沁源致敬,祝沁源军民保持这光荣的地位。沁源军民更加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们将无敌不摧。”
周立波在《沁源人民》中写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沁源人民,没有一个贱骨头,没有一个做汉奸的孬种,这的确是他们全体的光荣。勇敢忠贞的沁源人民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其他根据地英勇忠贞的军民一样,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气节,高扬到霄汉,而且将要流芳于千古。”
两篇文章,火了一座小城——沁源!
沁源,距离我的家乡武乡仅仅75公里。抗战时期,武乡驻扎着八路军总司令部,沁源驻扎着太岳军区司令部。太行山壁立万仞、太岳山巍峨高耸,像两兄弟齐肩并走天地间,从太行到太岳,绵延着同一种刚正不屈的精神与气魄。
我在创作《重回1937》之际,有老兵告诉我,一次回家探望母亲,归队后却发现部队在夜里接到临时任务,翻过太行山,到太岳山那边去了。那一年,他才16岁,是刚到部队的农家娃,他不知道茫茫太岳山在哪里,只能含泪重新报名参军。
抗战岁月,太行、太岳两座山中,携手拉开抗日救亡的壮烈篇章,冲锋号声在两山之间回荡。
1937年之前,沁源是引人注目的。一次,作家丁玲跟随129师来到沁源时,惊喜地在文章里写下:“那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刚刚走过的那段大街,我们是很满意的,人口稠密,看样子老百姓没有逃走许多,市场上颇为热闹。”
可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没有了。飞机来了、炮火来了,烧、杀、掠、夺,一片一片的血迹。
1938年4月,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九路围攻”,整整七天七夜;1939年7月,第二次“九路围攻”在夏雨中进行,又是两天两夜。
局势变化多端。1939年9月之后,随着周边县区相继沦入敌手,太岳区地委、八路军主力386旅及总部特务团、山西新军213旅57团和汾城、襄陵(今汾城镇、襄陵镇)自卫队以及13个县级以上机关与大批地方干部相继转移至沁源,使得沁源成为太岳区的“小延安”。
也因此,日军把沁源视为心腹之患。
关于当时的惨状,周立波在《沁源人民》一文中这样记录:“1940年到1942年之间,是一段阴暗的日子,敌人用骇人的残酷的三光政策来镇压人民的抗日。1942年10月20日敌人的一次‘扫荡’,单是在太岳中心区,老百姓被杀死3000,烧房子的烟飘满了山沟,到处可以听到哀恸的哭声。晚上,人们不敢在山沟里走,不是怕敌人,而是太阴冷、太悲凄,使人觉得不是在人间。”
这样的沁源,日军却不罢休,发誓要将这里建成“剿共样板”。
“撼太岳山不易,撼沁源人心更难!”残酷的形势面前,沁源军民绝地反击,采取了“深山大转移”战略,决定将占领了沁源的敌人困死。
借来的粮食吃完了,人们就再想办法:“在沁源全县,敌人占领区,有5万亩耕地。1943年,除荒废1万亩耕地以外,其余都由我们抢种了,秋后也都抢收了……夏收是一场紧张的伟大斗争。在一个晚上,沁源据点的附近,有7000老百姓参加割麦,月光之下,只听见7000把镰刀嚓嚓的声音,第二天敌人起来时,看到原是广阔无边的一片金黄的麦穗,完全消失了。”
这场战斗中,沁源民兵是配合部队战斗的主力军:“我们组织了500民兵,设立了树哨。民兵白天监视敌人,日伪一上山,树就倒下……500民兵和游击队配合,封锁敌伪,不让他们出据点10里;他们一出来,就给打回去。游击队埋伏在路边,去打他们驮着货物的骡子……在围困沁源的斗争中,民兵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都是‘本土人’,对于道路、地形和风俗十分熟悉。”
要斗争,就要武器,沁源人民自己动手制造武器:“在群众性的斗争中,我们大量采用群众性的武器……地枪、抬枪、榆木炮和五子炮都像地雷一样发挥着威力。”
军民齐心,一战,就是两年半。两年半的时间里,沁源人民用智慧与鲜血守护着自己的家园,英勇的事迹传遍太岳区、传遍太行山。
周立波是1944年12月了解到沁源军民战斗故事的,22日,他在跟随359旅南征过程中,在距离沁源140公里之外的沁水县马邑村短暂停留,在一所古庙里,他遇见并采访了沁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学纯,并写下《沁源人民》一文,开篇就特别提到延安《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
那时候,距离刊发《向沁源军民致敬》已经过去了整整11个月。从1942年5月17日到1945年12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共刊登关于沁源抗日战争的报道104篇,其中关于两年半围困的报道70篇。从醒目的头版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到反维持、抢粮抢种、地雷战到民兵故事等大小消息,将沁源军民推上抗战时期绝对的主角位置。
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沁源之所以赢得胜利,是因为赢得了民心。
抗战胜利75周年之后不久,我为沁源创作报告文学集《沁源1942》出版,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董保存先生为这本书写下一篇题为《致敬那年的“人民至上”》的评论文章,文中他这样说:“是什么力量使沁源的老百姓如此听党话、坚定地跟党走?作者用简洁的笔墨,给予了很好的回答。沁源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刘开基,为8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尽心竭力、舍生忘死,成了抗日军民的‘主心骨’……那年那月的‘人民至上’,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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