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赵彦红

　　排在名单第一行的魏俊奇就是魏海胜的二叔。

　　“家里人给你讲过二叔的故事吗？”我问他。

　　“讲过。小时候就常听我父亲念叨，说我有个二叔叫魏俊奇，很能干，当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是党组织的负责人。1944年，日寇来到村里，他藏在一个村民家的粮垛后面，结果被汉奸出卖，日寇抓住他，把他杀害了。当时他才29岁，正年轻哩！”魏海胜静静地讲述着。

　　“那他有后人吗？”我问。

　　“有个女儿，叫魏先弟。”魏海胜接着讲，“我二叔牺牲时，女儿才5岁，二婶后来改嫁到岗上村，把女儿先弟留给我父亲，先弟姐姐就是在我家长大的。我二叔的烈士证现在还保存在先弟姐姐手中，二叔是我们全家的光荣。”

　　我在展板上看到一张放大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魏俊奇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时间为1983年5月1日。

　　1938年10月，八路军总部进驻这里两个月后，故县村成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12人，在村党支部书记魏俊奇的带领下，贯彻区委、县委指示，号召村民出资出力，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抗日。

　　也是在这位年轻英勇的共产党员带领下，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迅速成长，为了把日寇赶出家乡，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故县村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串光荣而耀眼的名字。

　　我的目光慢慢抚过名单上一个个静默不言的名字，也抚过一段段热血沸腾、奋不顾身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抗击日寇侵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历史。

崔胖孩到底是谁

　　来故县村之前，我在有限的资料中得知，当年八路军总部首长住在故县村村民崔胖孩家中，那么寻找崔胖孩和他家的院子便成为此行的一个任务。

　　从二仙庙出来，阳光已不似刚到时那般耀眼灼热，偶尔拂过的一阵风携带着些许清凉。站在庙前小广场上，我问魏海胜和同行的黄碾镇的几位工作人员：“哪位知道崔胖孩家在哪里？”

　　几个人茫然地摇头，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回答：“没听过啊，不知道村里有崔胖孩这个人啊！”

　　“那么总部首长当时住在哪里呢？”我有些疑惑了。

　　“我们家族的老院子，小时候就听家里老人们讲，朱德、彭德怀这些首长就住在这里。”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高翠玲此时插话说。这位55岁的镇文化站工作人员也是故县村人，对村庄的人和事比较熟悉。

　　“你们家和崔胖孩家又是什么关系呢？”我追问。

　　高翠玲困惑地摇头：“我不认识崔胖孩啊，没听家人讲过。”

　　同行的另外几人也一脸迷茫，仿佛面对一团打了结的绒线，一时不知从哪儿下手解开。

　　“要不我们先去你家的老院子看看吧。”我想了想，对高翠玲说。

　　高翠玲爽快地答应了。她带着我们沿着高低不平的村中小路，穿过一座座民居，到达村庄西北部的一处宅院前。这是一处前后两院连在一起的二层建筑，尚新的红砖墙面显示着它的年代并不久远。高翠玲指着山墙边一位穿着深色碎花上衣、身材瘦小的老妇人说，这是她的婶子崔成弟，今年73岁了；旁边一位剃着平头、身着黑色T恤的中年男子是崔成弟的儿子，叫高双虎。

　　“大妈，这房子是哪一年重修的？”我问崔成弟。

　　“我想想啊。”崔成弟和儿子盘了盘，“嗯，是2003年。房子年头太长了，当时我们一大家子都住在这儿。”

　　高翠玲在旁边补充说：“我二爷爷、四爷爷、五爷爷三大家子很多人都挤在这处宅院里。”

　　“抗战时八路军首长在这儿住过？”我问崔成弟母子俩。

　　“对呀，我嫁过来时就常听家中的老人们说，朱德、彭德怀都在我家住过，这个宅院坐北朝南，以前是个二进院，后院中间是三孔窑洞，首长们就住在后院。”崔成弟一边介绍，一边带我们走进后院，一一介绍。后院现在是她、老伴和儿子一家生活居住的地方，简单朴素的院子里流淌着和美生活的气息。

　　我想起郝雪廷先生在《追寻八路军总部》一书中关于首长所住院子的文字：“院子坐北朝南，分前后两院。前院为普通四合院，均为平房，后院北面是3孔堂窑，东西各有二层楼一座。前后院通道两侧各有平房两间。总部会议室设在中堂窑，东楼是朱德总司令的办公室和宿舍，西楼是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办公室和宿舍。可惜该院后来因翻修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

　　文中所描述的院子方位、结构、布局与我们现在所处的高家高度相似，但主人姓氏不同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问高双虎：“你们有没有一些老照片留下来？”

　　这位43岁的中年人摇摇头：“照片没有，不过我家房子翻修前在前院大门旁的土墙上一直钉着一块牌子，木头做的，黑底金字，上面写着‘八路军总部旧址’，后来重盖房子时收走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崔胖孩的人，他摇头，说没听过。

　　同行的黄碾镇宣传委员、副镇长靳杨艳说，现在故县村常住人口有756户、2500余人，但健在的了解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在此驻扎历史的老人却基本没有了。崔胖孩到底是谁？他家的住所是否就是现在的高家？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萦绕心间，水草一般团团簇簇，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我想到一个人——村里的老支书王安民，来，我现在就联系！”靳杨艳是个“90后”，有着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朝气，也不乏沉稳大气。

　　挂掉电话，杨艳带着我们告别高双虎一家，驱车直奔村里的老支书王安民家。在长钢小学旁边的一处高大宅院里，一位身着藏青色T恤衫、满头乌发，笑容亲切的男士站在院子里热情迎接我们。杨艳说他就是王安民。

　　坐在敞阔亮堂的客厅里，我们立刻抛出心中的疑问。王安民呵呵一笑：“高家住的就是崔胖孩家的房子！”看着我们不解的眼神，他继续解释，“崔家有好几院房子，高家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农民。后来，高青山——就是高翠玲的叔伯爷爷——住进了崔玉兰家的一院房子，崔胖孩和崔玉兰是父子还是弟兄关系，我记不太清了，总之就是高家住进了崔家的一院房子，是一处两进院，挺大的，八路军总部到了我们故县村后，首长就住在高家分到的这一院里。”

　　哦，原来如此。

　　生于1952年的王安民今年已经73岁了，但超强的记忆力和清晰的思维让他有着与年龄不匹配的年轻与活力。在他流畅的叙述中，那些早已随时光消逝的历史碎片慢慢被打捞起来。

　　八路军总部在故县村驻扎的日子里，这个太行山中并不起眼的村庄遂成了日军轰炸的目标，常有盘旋而至的飞机前来轰炸。有一次，一架日寇的飞机在空中被八路军战士击中，坠落在了故县村东南边的坡底村。在故县村西北三四里远的良才村，有一座大约十二三米高的塔，老百姓称为良才塔。这座在低矮民居之中高高耸立的建筑引起了日寇的注意，为了避免日寇轰炸，我方干脆把良才塔拆掉了。

　　“拆下的砖后来就建了抗战一周年纪念碑。”这个博闻强记的老支书说。

　　“走，我们看碑去。”

阳光下，纪念碑高高耸立

　　王安民所说的抗战一周年纪念碑就在二仙庙南面不远处。

　　夏日的白昼很长。我们踩着两侧杂草丛生的乡间小路，来到距离二仙庙二三百米处一片宽阔的广场。广场四周树木蓊郁，庄稼茂盛，西边有一个不规则的大水池，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仿佛一匹柔软的绸缎。

　　我们沿着青石铺成的数十级台阶缓缓而上，就看见高高矗立的抗日战争一周年纪念碑。纪念碑是一座六角形方塔，全部用灰色的方砖砌成，宽约三尺，高一丈八尺，笔直挺拔的碑体置身于湛蓝的天空下，几朵白云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1938年11月，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激发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朱德决定在故县村修建一座抗日战争一周年纪念碑。

　　老支书王安民说，纪念碑旁的这个水池当年是一个麻池，是村民们蓄水沤麻的地方。当时用拆下良才塔的砖建起了这座碑，碑的正面写着“抗战一周年阵亡将士纪念碑”，东面碑文是“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西面碑文是“你们休息罢、安眠罢”，南面碑文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建”。表达了太行山军民对于抗战中牺牲烈士的深切缅怀与纪念。

　　“当年建的纪念碑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碑是近年复建的。”王安民补充。

　　历史从未走远，它始终停留在时光深处的某个位置，在一个合适的时刻被激活。比如此刻，我们静默地站在纪念碑前，眼前又浮现出了当年太行山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画面……

　　在抗战的硝烟中，为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培养更多军政干部，1938年12月4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根据地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地址就选在了故县村。

　　为了方便抗大教学工作，八路军总部首长决定将二仙庙腾出来给抗大一分校办学，总部机关于1938年12月底迁至距此处不远的潞城县（今潞城区）北村，也由此结束了在故县村142天的驻扎历史。

　　1939年2月23日，抗大一分校在二仙庙前举行了开学典礼。抗大一分校就设在二仙庙里，学员共3000余人。

　　很快，这个太行山上的小村庄就成为抗大一分校学员宣传革命、组织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阵地。而此时已迁至潞城北村的八路军总部又开启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