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玮玮

　　花开花落，是岁月的流逝，也是生命的轮回。

　　雨后，呜呜泱泱的土豆秧上，一片片洁白如云、浅紫如霞且黄蕊点点的土豆花显得格外清新，晶莹的水珠在花瓣间流转摇曳，站在地岸边，阵阵花香伴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

　　每年的六月是土豆开花正旺的时节。很难想象在春天里被一块块剜下来的不起眼的土豆芽眼在经过泥土的掩埋孕育后竟然能轰轰烈烈的开出这样一片花海，虽然轰轰烈烈，但却让人感觉不到张扬，含蓄、内敛正如它埋藏在土壤里的根茎，如果不去深挖，你永远也不知道它的果实到底有多大。儿时不懂，其实直到现在我依旧想不太明白，它为什么就不能像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梨那样，直接在花开过的地方结出一个果实呢。

　　土豆有很多个名字，马铃薯、山药蛋、地瓜、洋芋，但不管被怎样命名它都没能摆脱普通食材的身份，也许正是因为足够普通，所以才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生存空间。

　　我们当地人叫土豆既不是马铃薯也不是山药蛋，“地馒”是我们东南山人送给它的一个极其小众化的名字，走出这块土地也许便不再有人能听懂，但倘若告诉你它是一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馒头”，你也许马上就能想到是它了。

　　记忆里，姥姥家的灶台上总是烤着两种食物，一种是玉米面做的金黄酥甜的疙瘩，一种是从泥土里刨出的松软绵密的土豆。为了方便省事，大多时候烤土豆要多一些。

　　烤土豆确实简单，甚至不用冲洗上面的泥土，直接煴在看不见火苗但却余热未尽的灶膛里，只需隔一会用挑火棍给它翻个身即可。把烤好的土豆夹出来，放在灶台上一天都不会变凉。不光姥姥家的灶台是这样，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很多人家的灶台都是如此。

　　每年从清明过后一直持续到五一，都是适宜种植土豆的最佳时期。在面积小一点的山间梯田里，亮晶晶的撅头会在一起一落间刨出一个又一个坑，前一天夜里就已提前用和镰刀头差不多大小的剜刀剜好的带有芽眼的土豆种子就会一瓣一瓣的被扔到坑里，并在坑里离种子不远的地方抓一把农家肥，然后用下一行刨起的土掩盖前一行挖下的坑。一行行坑像是农人编辑给大地的文字，通篇都在表达着一代代山里人对生活的热情和追求。在面积较大的田地里，披挂上阵的耕牛和骡子会变得格外兴奋，任凭你拉着缰绳在它们前面压着步子也还是无法阻挡它们豪情万丈的步伐，这个时候一个人点种子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通常需要找亲朋好友们来帮忙。

　　帮忙从剜土豆种子开始，而剜土豆种子好像天生就是女人们干的事情。白天忙着干别的事，剜土豆种子这样的活常常会被安排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姨姨婶婶们围坐在一起，人手一把剜刀，来不及追踪手起刀落的痕迹，一瓣瓣流着浓浓奶白色汁液的种子就已落到摆在她们两腿中间的箩筐里。十里八乡的见闻以及家长里短就会在大家说说笑笑、或高或低的声音中变成数不尽的聆听与倾诉，飘荡在春意氤氲的夜空中，硬是在一场劳动中活跃出了集会般的快乐。

　　成袋成袋的种子被运到地里，为了方便种子的就近取放，它们会被按一定的间隔一袋袋在地头摆开。

　　扶犁掌耙、扬鞭开耕，随着一声吆喝，沉重的铁犁耙就已深深地插进了土里，脚下的泥土随即像煮沸的水花，向犁耙的两边翻起又落下，给背后留下一道深深的地沟，点种子的人丢掉了剜种子时的轻松与活跃，手脚麻利的用左手挎起装满种子的竹篮或箩头，用右手赶紧抓一把种子，手随眼动，眼跟手走，一瓣一瓣地将它们以二十厘米左右的间距丢到地沟里，长长的地沟很自然的就被三五个点种子的人分成了一截一截，分工合作、互帮互助在繁忙的地垄上生动演绎。

　　收获的季节里，我最愿意做的就是拾土豆，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在父母身后看他们刨，每一个刚被刨出的土豆身上都裹着满身泥巴，这层泥巴就像刚刚走完黑暗的旅途，在被刨出地面的那一刻给视觉寻找的一个缓冲。我蹲在铺满自由散漫的土豆中间，用手一点点搓掉它们身上的泥土，按照个头的大小一堆一堆区分开来。

　　以前，庄稼人引以为荣的事情不多，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更是少之又少，大而圆的土豆给大家涨足了面子，常以骄傲的身份送给远方的亲朋好友，默默地担负着情感联络的朴素使命。

　　看吧，用不了多久，各条大街小巷就会传出土豆的叫卖声，新一季的土豆又将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呈现百般风味。夕阳西下，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此时正在怒放的土豆花，对着绚丽的光影，似乎看到这些在不远的秋天即将被刨出的土豆又像春天里准备播种时那样，被一袋袋装满、封口，摆满长长的田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