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斌

　　生态文学作为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文学样式，其生命力往往源自对特定地域的深度发掘。当作家将生态哲思熔铸于地方经验的书写之中，那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地理空间便成为连接抽象理念与具象感知的桥梁，使读者得以在熟悉的场景中触摸生态文明的肌理。

　　“地方感”作为人类与生存空间建立的精神纽带，构成了生态文学创作的基本叙事维度。贾平凹的《秦岭记》以地质考察般的严谨笔触，勾勒出秦岭山脉的生命图谱。作家赋予每座山峰独特的性格特征：秦岭的山，老君山持重，太白山孤傲，牛背梁憨实。这种拟人化书写不仅建构起山脉的伦理形象，更暗示着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当伐木者的电锯声撕裂山林的寂静，文字间流淌的痛感便转化为对生态破坏的具象控诉。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则建构了双重地理坐标：鄂温克族人逐驯鹿而居的迁徙路线，与额尔古纳河亘古不变的流淌轨迹形成时空对话。作家对河流四季脉动的细腻捕捉——春汛时，冰排撞击的轰鸣震落树梢积雪；秋寒中，雾气贴着水面蛇行——将生态智慧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律动。这种基于地方性的叙事策略，使现代化进程中消逝的游牧文明获得诗意的重生。

　　在生态文学创作中，“地方感”通过多重叙事路径得以立体呈现。阿来的《三只虫草》中的川西高原，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是承载生态伦理的精神场域。作家对光影的敏感捕捉——正午的阳光在云杉针叶上淬出金芒，黄昏的夕照将砾石滩染作紫铜——使自然景观转化为具有启示意义的生态文本。这种将地理特征升华为文化符号的书写方式，为读者搭建起理解高原生态的认知框架。

　　地方性知识的文学转化构成另一重要维度。李娟在《冬牧场》中，哈萨克牧民的迁徙历法既是对物候的精准把握，更是与自然对话的生存智慧：当沙枣花在东南风里第三次绽放，便是转场的最佳时节。这种源于实践的地方知识，在文学叙事中转化为抵抗生态异化的文化基因。范稳在《水乳大地》中通过藏民的山神崇拜，展现地方信仰体系中的生态伦理：转山者留下的玛尼堆，既是朝圣路标，也是生态警戒线。

　　语言的地方性特质同样成为建构生态叙事的重要元素。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采用新疆方言的语法结构描绘自然：日头把麦地晒得蔫头耷脑，风过来扯起麦浪哗啦啦响。这种植根乡土的表达方式，使自然现象获得地域特有的生命质感。贾平凹作品中的关中方言叙事，则将生态关怀植入日常话语体系，形成独具韵味的“黄土地生态诗学”。

　　在地文化书写使生态议题获得具体的历史坐标与文化维度。张承志在《黑骏马》中，草原沙化进程被具象化为牧民额吉布满裂痕的双手，以及蒙古包里日渐稀少的奶食。这种将生态危机转化为生命体验的叙事策略，较之数据化的环境报告更具情感穿透力。

　　“地方感”叙事在唤醒生态意识方面具有独特效力。铁凝在《笨花》中对华北平原农耕景观的季节性书写——春分的麦苗顶着露珠排兵布阵，秋分的棉桃在月光下悄然炸裂——建构起土地与生命的诗意关联。当工业化浪潮吞噬农田时，文字间流淌的田园记忆便成为抵抗生态异化的精神屏障。赵德发在《敖鲁古雅：驯鹿部落》中，通过鄂温克猎民与驯鹿的眼神对话，将生物多样性危机转化为跨物种的情感叙事。

　　这种在地文化书写更暗含生态伦理的建构路径。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弄堂空间的生态变迁——石库门天井逐渐被违章建筑吞噬，梧桐树荫下的市井声息被空调外机轰鸣取代——微观呈现了城市生态的伦理困境。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通过水乡廊桥的倾颓与重建，探讨传统生态智慧在现代性语境中的转化可能。

　　生态文学的“地方感”书写更像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精神测绘，在经纬交织的叙事网格中，将抽象生态理念转化为可触摸的文化记忆。中国作家们通过对地方经验的审美转化，既守护着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也为全球生态话语注入本土经验。真正的生态关怀始于对脚下土地的深情注视，唯有理解地方的内在生命逻辑，才能建构具有文化根性的生态文明。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生态文学的地方叙事凸显出特殊的文化救赎价值。它不仅是抵御生态异化的文学防线，更是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方案。对土地的敬畏，终将转化为守护生态的文化自觉。这种基于地方感知的生态叙事，正在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独特的文学注脚。

　　（本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